孔子是如何被封为儒学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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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是今天各种书籍、文章,无论正史,还是野叟曝言,众口一词的不易之说。也是平常百姓习以为常,甚至根深蒂固的概念。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铁律,不容置疑,也没什么好疑的。但假如我们某日心血来潮,突然问上一句,事实果真如此吗?假如我们还就较了真,来翻查一下跟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原始材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大吃一惊。在我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自以为天经地义,最安全,最正常,最没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我们一脚踩空了。
翻遍所有与孔子有关的原始资料,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写到过,说过,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也没有一个人说过孔子创立了儒学。更为关键和重要,也更让人惊异的是,在孔子与儒之间,似乎藏着一个已被时空和后世人有意无意遮蔽、埋藏的巨大隐秘。
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先从《论语》说起。在所有与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书籍中,《论语》毫无疑问是最真实、直接、可靠的孔子言行记录。但全部《论语》,总共二十篇,四百多条语录,“全书四百九十二章、一万二千七百个字”(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维新”束缚下的孔墨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第一版133页),孔子说到儒字的,仅仅只有一次。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犹如电光火石之一闪而过。之后,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孔子那些形形色色,各具特点的弟子,无一人提到过,问及过儒,甚至是与儒字沾边、相关的内容和话语。这就使得孔子对子夏的这次说话,显然如此突兀而不同寻常。在《论语
子罕》篇中,起首一条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罕言者,很少说,甚至有闭口不谈的意思(见朱熹《四书集注》注解1)。然而据范文澜先生统计,“论语里记载讲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四版第205页)讲了一百多条,都可以说成是罕言;那仅仅是一言带过,绝口不提的儒,与作为被后世奉为儒家、儒学创立者的孔子,这之间的关系,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乃至讶异吗?
再来看《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
孔子世家》,是除《论语》之外,孔子生平事迹最全面详尽的记述。孔子一生言行举止,坎坎坷坷,思想情感,心理波动,史迁用他饱醮激情的笔墨,几乎是事无巨细,尽在篇中。然而,《孔子世家》从头到尾,9000多字,提到儒字的,又仅仅只有一处!(好像是刻意要来跟《论语》形成一对一的呼应对照。)而这一处提到儒字的过程与写法,颇值得细细体会。为了尽可能表现出这种意味,我不得不引述得稍微详细一些。孔子死后,先是鲁哀公作诔,表示追悼之意,严肃认真的子贡,为此还很不客气地数落了哀公一番。然后,是写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六年。”然后再写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请注意,一直写到这里,司马迁才腾出笔来,带了一句,“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这就是《史记
孔子世家》全文,唯一写到儒字的地方。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诸儒”的出现,作者司马迁是完全有意地,将其与孔子弟子,甚至鲁人的出现,专门区隔分别开的。为什么?如果说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为什么要作这种区隔?很明显,这里的诸儒和子贡他们不是一伙的。难道这就是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如果是,那为什么在孔子,子贡及其他弟子身上,连儒字都懒得说,都免掉了?而这种隔绝,与孔子作为儒家创立者,儒学创始人的形象,是不是离得也太远了点?
我们再来看看《孔子世家》结尾处的太史公曰,照理说,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不可能忽略的大事。但司马迁又一次付之阙如。史迁说了一通他本人对孔子的景仰,感念,慨叹孔子可谓至圣矣;却片言只语没有提到儒字,提到什么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之事。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高瞻远瞩,烛幽洞微,这难道不也让人心生疑窦吗?
如果顺着《史记》继续往前走,我们肯定不能遗漏掉,由司马迁首创的《儒林列传》。在这篇直接以儒命名的列传中,司马迁倒确实在一开始写了孔子的删诗书,作春秋,也写到孔子门弟子的简单行略。但司马迁好像只是交待了一种背景,还是没有把孔子,包括孔门弟子跟儒,跟儒学、儒家直接联系起来,更遑论创立学派之事。在这篇《儒林列传》中,讲完了孔子和孔门弟子的事迹后,作为本篇文章的主角,儒,这才姗姗出场。如果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一件在后人看来是堂堂正正、彪炳史册的煌煌伟业,司马迁为何要如此近于刻意淡化地来写孔门与儒的关系,为何没有开门见山,最起码给个明明白白的介绍、说明?《史记》虽不像《春秋》之所谓微言大义,但也绝非信手之作。司马迁本人对孔子的景仰,前文已述,他在孔子与儒之间,笔底究竟掩着一种什么样的难言之隐?至少,我们从字面上读,根本不可能看出孔子创立儒家、儒学的半点印象。莫非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样的事情,在史迁的笔下,竟是一件不值一说,或者说是,不太好说的事?
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路径,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四书五经,在后世之人眼里,被视为所谓儒家的命根子,而三礼之《礼记》,在其中又占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礼记》中有一篇《儒行》,整体看,很像是一篇儒者的辩护词与赞美诗,也是日后所谓儒者们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的圭臬与指南。但就是这篇《礼记
儒行》,让人玩味之处也颇多。其一,它同样一字未提所谓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一说。其二,文章开头,鲁哀公问孔子(如果此事属真,那它发生时,已是孔子晚年,孔子死在哀公十六年),说先生您穿的衣服,是儒服吗?孔子在绕了莫名其妙的半个圈后,回答说:“丘不知儒服。”稍微熟悉一点中国服饰史的人知道,服装在中国古代,在政治文化学上的重要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胡服骑射的故事,大家不会太陌生,它所引发的震动,无异于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三礼(《周官》、《仪礼》、《礼记》合称三礼)之中最为重要的即是《丧服篇》。《书城》杂志一篇名为《大明衣冠何处?》的随笔,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改朝换代与服装的关系。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发明中山装,更是直到如今,仍是国家领导人的装束选择之一。而被后人奉为儒家、儒学开创者的孔子,竟会以一种听上去不太高兴的口吻说:“丘不知儒服!”这难道还不够让人吃惊吗?其三,《儒行》一文,文章主体内容,用的是“儒有”的表达格式,这不能不让人产生遐想。它至少说明,在作者写这篇《儒行》时,儒并非铁板一块,并非一个整体性的团队,并非已成“一家一派”,很可能是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的有好也有坏,故称“儒有”。而且,听这辩解语气,应该可以认为,好的还是少数。最后,这托名子曰的长篇“儒有”,稍有古典文学底子的人,一眼就能识别出它与《论语》中孔子说话的天差地别。台湾一位学者,在其所著《中华文明通史》中,直言:“孔门弟子作。”(笔者甚至怀疑,它是否会出自时间更后的汉儒之手)
以上基本可算作是与孔子关系直接、近密的材料。如果有兴趣继续深挖下去,我想,我们应该首先去先秦其他诸子的著作里翻一翻了。但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小心翼翼,因为,真实可能开始离我们越来越远。
《庄子》号称道家之书,但孔子却是其中进出最多的一位客人,好像庄周不拿孔丘说事,就显示不出自己的高超深远。《庄子》一书,尤其是外篇、杂篇,孔子不仅是熟客,而且被作者极尽揶揄、调侃之能事。但有一点,庄子在写孔子与儒时,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试看外篇《田子方》,前面有三段写到孔子,但一个儒字也没出现。紧接下来一段正面写儒,甚至给出了儒的定义,但又绝不涉孔。这种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是整个先秦时期,孔、儒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为何后人对此要故意的回避、淡化,乃至于装聋作哑?
《孟子》情况与此如出一辙。孟子这位古今华夏口才第一的雄辩家,他的书中自然没有少写到孔子和儒,但却与庄子似乎是不约而同地,恪守着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的准则。孟子与孔子与儒的关系,这里无法展开,但以孔孟在所谓道统上的传承关系,和孟子在所谓儒家、儒学上的特殊地位而言,《孟子》一书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事情的某种严重性和真实信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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