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革命与能源投资,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三大资源,能源、物质和信息总是在互洽中共同演进。其间,能源与动力系统的先发性变革,往往会带来物质的制造、转化、运输和信息的获取、处理、传输的重大革新。世界发展历史表明,唯有引领世界能源技术创新,才可能实现大国崛起。

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三大资源,能源、物质和信息总是在互洽中共同演进,而其中能源的先发性变革,往往会引领物质及信息发生重大变革,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世界发展历史表明,唯有引领世界能源技术创新,才可能实现大国崛起。

能源变革是创新驱动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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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是创新驱动的直接成就,也即以新科技带来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创造新供给、引发新需求、缔造新生活、发展新经济而实现的。国外研究表明,高技能人力资源(意味着较高的工资水平)和高水平能源技术(意味着较低的能源价格)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水木资本董事长吴家富主持。

得益于思想解放运动和印刷机等发明,在1500—1800年的300年间,西欧成人识字率大幅提高,如英国从6%到53%,荷兰从10%到68%。因此,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和荷兰的工资水平非常高,伦敦是18世纪全世界工资水平最高的城市。崛起中的美国,因其地广人稀,工资水平更高。熟练的普通机器制造工人的工资,相当于同期英国同行的114%~129%。美国工人的实际收入在1860—1890年间增加了大约50%,在1890—1914年间上升了37%。

2017年4月12日,水木资本特别邀请能源战略研究专家刘建生教授在北京国二招宾馆为水木员工及投资者做”绿色革命与能源投资——水木资本未来投资论坛“主题讲座,以深入浅出的形式带领大家复盘历史上标志性事件及其背后的物理经济学逻辑,展望未来,我们必须通过能源革命实现大国崛起。

高水平的工资收入,意味着需要低廉能源来弥补。英美等国都大量开采新能源,相关技术创新处于时代最前沿。1800年,英国生产、消耗的煤炭总量达到1500万吨,约占欧洲煤炭消费总量的85%。德国崛起时,产煤量从1890年的8800万吨增长到1910年的21900万吨。1913年,美国生产了世界石油产量的65%、世界煤产量的39%。美国还开启了电力革命,1889年,电能在工业用能中占比不到2%,到1919年,电能就超过了31%,远高于其他任何国家,城市住所中有近1/2使用电灯。

能源变革是创新驱动的关键因素

高水平工资、低价格能源,直接导致了必须想办法利用动力和机器来替代人工,同时人力资本积累得到高度重视。由是,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机器、装备和工具被发明、被运用,社会分工不断专业化、精细化,收入提高、消费旺盛,形成了经济的正向循环激励机制,大国由此而崛起。

大国崛起是创新驱动的直接成就,也即以新科技带来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创造新供给、引发新需求、缔造新生活、发展新经济而实现的。

新一轮能源变革是走出危机阴霾的关键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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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从创新经济学视角来看,实际上是1990年代开始的第五次经济长波进入下行阶段的常态化表现。从能源变革的大视野来看,意味着新一轮能源变革正酝酿之中,因为新的制造业是构筑在新的能源体系之上的。

刘建生教授作主题演讲。

工业革命以来,可以认为,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能源变革。第一次以煤、蒸汽机为重点,第二次以石油、内燃机、电力等为重点。两次能源变革造就了英美两个大国。其塑造制造业新体系的基本路径为:新能源及其新的利用方式——新动力装置(蒸汽机、内燃机、燃气轮机等)和新材料装备(冶铁、炼钢、合成材料、铝、钛等)——新交通基础设施(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与交通装备(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等)——新的周边及衍生制造业和服务业等。

刘建生教授回顾了整个工业革命时代,自伦敦率先发起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发生了两次重大能源变革。第一次以煤、蒸汽机为重点,第二次以石油、内燃机、电力等为重点。两次能源变革造就了英美两个大国。其塑造制造业新体系的基本路径为:新能源及其新的利用方式(煤、石油、电)——新动力装置(蒸汽机、内燃机、燃气轮机等)和新材料装备(冶铁、炼钢、合成材料、铝、钛等)——新交通基础设施(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与交通装备(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等)——新的周边及衍生制造业和服务业等。

当然,从全球范围来看,煤炭直到1965年才被石油所超越,石油峰值的来临,可能要到2040年左右。目前,石油、煤、天然气依然是一次能源的主力军,这很大程度上是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宏观影响。而崛起中的大国,在能源技术创新方面,则超前于时代。这是因为能源替代需要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过程。如从1712年第一台纽科门蒸汽机成功运转,到1776年瓦特蒸汽机开始商业化制造,历经64年;从1876年奥托制造出第一台四冲程内燃机,到1914年福特流水线生产T型车,用了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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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新一轮能源变革的历史机遇开始垂青中国。对我国而言,在迈过“刘易斯拐点”之时,应抓紧促进人力资本累积和能源技术创新,以创新驱动实现大国崛起。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生产场景。

提高对能源变革的战略认识,不能局限于能源被动适应制造和服务的思维,更不能仅就生态等来认识能源变革,而应把能源变革作为迈向世界制造强国、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战略先导。

当然,从全球范围来看,煤炭直到1965年才被石油所超越,石油峰值的来临,可能要到2040年左右。目前,石油(33%)、煤(29%)、天然气(24%)依然是一次能源的主力军,这很大程度上是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宏观影响。而崛起中的大国,在能源技术创新方面,则超前于时代。这是因为能源替代需要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过程。如从1712年第一台纽科门蒸汽机成功运转,到1776年瓦特蒸汽机开始商业化制造,历经64年;从1876年奥托制造出第一台四冲程内燃机,到1914年福特流水线生产T型车,用了38年。

强化能源技术创新的投入与突破,逐步掌控聚变能、氢能等的核心技术,持续提高新能源占比,逐步形成世界范围内能源产业技术创新的先发优势。

世界各国的竞争从未停止,有幸的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积累,现今我们迎来了新一轮能源变革的历史机遇,我们要整合好各方资源,抓紧人才资本积累,加快能源技术革新,以绿色革命摆脱现有化石能源的束缚,放开拳脚以创新驱动实现大国崛起。

促进能源等领域的创新创业,放宽准入、放松管制,强化智能互联网、物联网、能源互联网的联动发展,激励能源动力与交通装备、基础设施、新物质创制、人工智能等融合创新,在能源生产、输送、交易、消费等领域形成引领世界未来的新模式、新业态、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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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全球能源政治经济治理体系的新发展,培育和发展参与甚至主导全球能源产业及其技术发展的跨国公司,增强国家能源开发、技术创新与金融支持的战略协同,注重将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能源规制创新联动起来,构筑起支撑大国崛起的战略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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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结束,刘建生教授针对每位提问的听众进行详尽解析。

**新一轮能源变革是走出危机阴霾的关键先导**

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往往引发我们的财富危机,使我们的资产贬值缩水,如何走出危机阴霾,可能新一轮的能源变革是破局的关键先导。中国涌现过7次暴富机会,第一波红利:商品的流动;第二波红利:商品的制造;第三波红利:资源的变现;第四波红利:权力的变现;第五波红利:互联网变革;第六波红利:资产证劵化;第七波红利:超级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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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革命与能源投资——水木资本未来投资论坛。

中国的改革总会涌现一批批的红利,这次也不例外,能否抓住机遇?关键要选对人、选对机构,跟对方向才有明天,太阳能绿色能源成为主流能源已大势所趋,而目前进入相关领域投资具有较大机会,水木资本独创“产业投行”+“科技、知识经济”模式,缔造“产业+金融”传奇,值得广大投资者及投资机构予以重点关注。(艾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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