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郭喜翠的一世怎么着,日军要八路妻子用身体还债

1927年农历二月初九生于山西省盂县西潘乡高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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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林桃,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人。18岁那年的6月,村长将她骗去日军的炮楼做了慰安妇。日本兵说,八路杀了他们很多人,陈林桃的丈夫是八路,她就是八路的太太,是罪犯,要用身子给日军还债。

16周岁时被日军抓去,先后三次在盂县进圭据点充当“慰安妇”。

-抗日战争幸存者系列第23期-

1996年,成为赴日起诉的中国“慰安妇”一员。

时值临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腾讯新闻推出着名民间调查研究学者、摄影家李晓方20年的调查成果——“幸存者”系列报道,涵盖慰安妇、细菌战、遗留化武、南京大屠杀、强制劳工、无差别大轰炸等受害幸存者的特殊人群,听他们亲口讲述自己所遭受的战争伤害,以及九死一生的经历。此为不可磨灭的证据。本系列共366篇,从2014年9月3日抗日战争纪念日开始,直至2015年9月3日收尾,每天推送一篇,敬请关注。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中国“慰安妇”诉讼请求。

陈林桃,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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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25日早晨,浓浓的晨雾,能见度不到10米,30公里左右的车程,用了两个多小时。当我们下车后,金色的阳光洒进了小院,浓雾很快散去。一柱阳光照到正在炕上大口大口喘气的陈林桃身上,使简陋凄凉的小屋才有了一丝生气。她患有严重的肺气肿、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由于情绪激动,陈林桃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吞下一粒药丸后,老人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她的血泪史。

2013年7月23日,郭喜翠在盂县西烟镇家中病逝,享年86周岁。

18岁那年的6月,我正在家里做家务,村长找到我,让我去河东村开会,其实这个坏村长并没有带我去开会,而是把我带到进圭的炮楼,关了起来。日本兵说,八路杀了他们很多人,我的丈夫是八路,我就是八路的太太,是八路的太太就是罪犯,就要用身子给还债。当时,我吓得大哭起来,知道是凶多吉少。

头七到了,郭喜翠的尸身被放置在一个红棺材内。200多个亲朋参加了送别仪式,按照山西盂县传统的殡葬习俗,临近中午时,家人将她抬到村边一个叫大河沿的地方,掩埋。没有墓碑。此后经过这里的路人,将不会知晓地下埋葬着的是一个曾被日军欺凌过的中国“慰安妇”。

与我一起关在窑洞里的还有冬娥子,她大我两岁,长得漂亮,人们都叫她“盖山西”,她告诉我这是她第二次被抓。当晚,我们就被日本兵领上了炮台,我们俩被按在炮台上,并排躺着,被一个又一个日本兵强奸。冬娥子心地很善良,很照顾我,怕我受不了,好多次主动代我去炮楼陪红脸队长。但她前脚刚走,后脚日本兵就一个接一个地进来糟蹋我。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没日没夜的折腾,想到自杀。冬娥子看出我的心事,就常常在夜里睡不着时和我谈心,并劝我好好地活着。在窑洞里,我们结成了干姐妹。

郭喜翠,1927年农历二月初九生于山西省盂县西潘乡高庄村,16周岁时被日军抓去,先后三次在盂县进圭据点充当慰安妇。1996年2月22日,郭喜翠等人在日本律师和中国民间人士的帮助下,赴日起诉,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同时赔偿经济损失12万美元。日本法院并未支持她们的诉讼请求。2013年7月23日,郭喜翠在盂县西烟镇家中病逝,享年86周岁。

由于我是八路军的媳妇,日本兵更不把我当人看。他们不但要强暴我,还换着法子地打我。有时候,他们把我绑在树上,用烟头烫我的身体。每烫一次,都“滋”的一声响,马上闻到一股煳味;每烫一次,我都要惨叫一声;每烫一次,就会传来他们的怪笑声。后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了。(说到这里,老人猛地从炕上下来,一瘸一拐地走几步让我看。我发现老人的右腿弯曲,好像短了一截。老人边喘边哭地说:“我的腿就是那天被打断的。”)

虽然有着庞大的基数,但在中国愿意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并不多,郭喜翠逝去,意味着这个日渐凋零的群体更形稀缺。据盂县长期研究并帮助慰安妇赴日诉讼的小学教师张双兵介绍,他在盂县及附近的阳曲、武乡、沁县等地接触到的慰安妇共有100余人,如今余下不及20人。她们是日军侵华暴行的鲜活人证,也见证了讨还历史公道之难。

20天后,我成了皮包骨,一直是昏昏沉沉的感觉要死了。红脸队长看我要死了,扔了又不甘心,就叫村长带信给我的家人,用400元大洋和60头绵羊把我赎回去。

对郭喜翠而言,公开曾为日军慰安妇的身份本身需要勇气,东京败诉一度给她打击。张双兵对南都记者说,她晚年曾有些后悔,毕竟这一行动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交齐了钱和羊后,我被抬回了家,在床上躺了快三年才好。我的身子被他们糟蹋了,觉得配不上我的丈夫了,就让家里人给当八路军的丈夫写信要离婚。我的丈夫回信说离婚的事回来再说,让我好好养身子。

郭喜翠的长子周贵英也对来访记者不表欢迎。“让她安息就对了,别再打扰她。”

丈夫回来后不肯离婚,说这事不怪我,是日本鬼子强迫的,坚持要和我生活。男人一直对我很好,我们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我丈夫在几年前去世了,我想用不了几天,我就要和他在阴曹地府见面了。但我死不瞑目呀,因为日本侵略军欠我和姐妹们的血债还没还呀!

“治安村”里不能幸免

按语:1995年8月7日,陈林桃和姐妹们在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当年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2001年5月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败诉。2001年6月12日,原告又上诉东京高等法院,2004年7月28日审理结束,12月15日被驳回上诉。没有说明理由。后来发给的判决书中理由无外乎是所谓的“国家无答责”和“超过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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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县曾有千余名女性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

在病逝前一个月,郭喜翠心脏供血不足的老毛病犯了两三次。每次,家人都很快给她吃上速效救心丸,大约一个小时后,她的状态会逐渐舒缓。两三年前,她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就从西安的小儿子那里搬回老家,住于长子周贵英处。

盂县地处山西省东北部,太行山西侧,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日游击区和抗日革命根据地,盂县人民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不朽的功绩和牺牲。

7月23日中午,她吃得不多,饭后啃了一块西瓜,就回卧室休息了。大概下午3点钟的时候,周贵英回到家里,听女儿说郭喜翠在房间里吐了一地。他没有太当回事,进屋一看,发现母亲已经呈现病危状态,不断大口呼气。“我赶快给穿上衣服,从镇上叫来医生输液。看着她马上咽气了,没有输完液,我就给拔了。”周贵英说,他随后给母亲换上鞋,系紧腰带,而母亲吃力喘了三两口气就过世了。

1938年1月9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第14大队侵占了盂县县城,日军在盂县周边新建炮楼达21座,到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在后来的近八年间,日军在盂县制造的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达23起,全县有10199人被杀害,致残重伤者达5088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10%,有9077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30000余人无家可归,数以万计的家庭被拆散,有的还全家被杀,灭门绝户。在这21座炮楼里每天都有许多年轻的女孩,惨遭日军轮强奸和杀戮。据调查,该县当时有千余名妇女被侵华日军通过暴力手段而沦为性奴隶。

周贵英希望,母亲的去世,也能将加诸他家庭的“慰安妇”记忆带走。

盂县地区早在1982年就开始了慰安妇调查,是全国早期开展慰安妇调查的地区之一。调查的发起者是当地的小学教师张双兵和农民李贵民,通过他们的深入调查,这些受害老太太一个一个地勇敢地站了出来。后来通过许多人的努力,共在盂县调查到了70多位性暴力受害妇女。作者在盂县所寻访到的14名受害妇女,当年主要生活在西烟、西潘等乡镇,她们被先后抓进了进圭、河东等炮楼。据了解1996年以来的调查,承认自己当年被抓到河东炮楼里的受害妇女就有17位。

郭喜翠生于盂县西潘乡高庄村,在姐姐嫁到附近的宋庄村后,她也跟着住在了那里。据郭喜翠生前回忆,宋庄村是日伪的“治安村”,村民可以自由走动,安稳到田地种庄稼,晚上也可以安生睡觉,不必为躲避日本兵而四处藏身。除了特殊情况,譬如抓共产党抗日干部、按比例给日军出钱、摊派粮食柴草、向进圭据点送军人等所谓“军务”以外,日军一般不惊动村子里的人。

中国内地第一个站出来对日军暴行进行血泪控诉的受害妇女,是原西潘乡羊泉村的万爱花。她当时在村子里担任妇救会主任,16岁被日军抓到进圭的据点,受尽了日军的强暴和酷刑,使原来1.65米的身高萎缩到1.47米……

据张双兵介绍,日军在1941年9月5日占领盂县进圭村,随后把村子分成东西两部分,将东边百姓赶走,辟为战略驻地,并修建了进圭据点,据点内有所谓的“慰安所”。与在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不同,日兵对这里被抓来的“慰安妇”,不用或很少使用安全套。

银河国际手机版最新,1992年,万爱花作为日军侵华战争中的性暴力受害者代表,赴日本东京参加日本战后赔偿首次听证会。在大会讲台上,中国的唯一代表、当时64岁的万爱花站了起来。她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伤疤,揭露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当讲到当年她被日军摧残后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生残疾时,她当场就昏倒在听证台上……她的悲惨故事惊动了全世界。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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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县第一批慰安妇诉讼

郭喜翠所在的宋家庄距离进圭村只有六七里的路程,是进圭据点南部第一个邻村。这个治安村原本相对安全,但郭喜翠的姐夫韩存金是中共地下党员,在1943年前后,因村民间相互猜疑,导致日军干涉,引发了一起七八条人命的大案,韩存金也受到牵连。

1995年8月7日,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对日的索赔上升成正式的诉讼。原告是来自盂县的刘面换、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她们公布了自己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的经历,正式委托日本律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为当年日军的性暴力犯罪和慰安妇问题谢罪,并赔偿每人2000万日元的损失。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

一天晚上,日本兵翻进了他家的院墙,用石头和枪托砸开了房门,将韩存金五花大绑。郭喜翠和姐姐,也被作为人质带去了进圭据点。

2001年5月30日,驳回原告要求的判决,接着,当年6月21日,原告又上诉东京高等法院。

她的噩梦开始了。

2004年12月25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审判长在开庭后不到一分钟,便驳回了中国慰安妇长达九年的诉讼请求。紧接着,原告又向日本最高法院进行上诉。

三进“慰安所”

盂县第二批慰安妇诉讼

张双兵18岁从西潘乡羊泉村去邻村高庄当小学教师的时候,就认识了郭喜翠。那是1972年,郭喜翠45周岁,是个有时疯疯癫癫的女人。“她犯病的时候神志不清,但好的时候更多,好的时候神志清楚。”张双兵回忆,当时郭喜翠虽然身体不好,但还能操持家务,她的三儿子和二女儿都在学校读书,他还当过他们半年班主任。

1996年2月,来自盂县的慰安妇侯巧莲和郭喜翠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侯巧莲于1999年5月病逝。

但当时,张双兵并不知道郭喜翠有过被迫当“慰安妇”的惨痛经历。“村里上了年纪的人,一般都知道,但一般不说,对她更多是同情和怜悯。高庄村一共有三个妇女被抓‘慰安妇’。”张双兵说,他所在的羊泉村也有“慰安妇”,很小的时候他就听长辈讲起,称她们是“被抓进炮楼里的女人。”

2002年3月,东京地方法院认定她们遭到性虐待的事实,但作出了驳回原告诉求的判决。

郭喜翠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搬到了盂县西烟镇。在张双兵研究“慰安妇”很多年之后,才又与她有过接触。1992年11月,张双兵与花冈受难者联谊会的王洪女士在盂县西烟镇碰到郭喜翠的大女儿,她主动提及自己母亲也是受害者。当时中国“慰安妇”要赴日诉讼的新闻已经众人皆知,她表示自己的母亲也要参与。

2002年4月,郭喜翠和侯巧莲的子女继续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几天后,张双兵专门去西烟镇找郭喜翠进行调查,但遭到阻挡。“她二女儿不高兴,儿子也不太高兴。”原因是,不想让当地人知晓此事,孩子们都长大了,丢不起这个人。

2005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原告的索赔诉求。随后,原告和原告律师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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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县第三批慰安妇诉讼

西烟镇距离郭喜翠生身与被抓的西潘乡,还有几十里的路程,这里几乎没有人知道郭喜翠的那段历史。“当时家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觉得她年纪太,不会有结果,不想让她出头。”郭喜翠长子周贵英对南都记者说。

1998年10月30日,继第二批诉讼之后,万爱花、赵润梅、高银娥、王改荷、赵存妮、杨时珍、尹玉林、南二朴等共10人,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了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

按照郭喜翠的口述,1943年被抓去进圭据点后,几个伪军将她带到一个叫木板的日军小队长房间内,她遭到了强暴。此后,白天她被送回关押姐夫的地方,晚上则被带去蹂躏。伪军谎称这样可以保住她姐夫的性命。郭喜翠也曾为此央求木板小队长。

在2003年4月24日作出的一审判决中,尽管认定了当时日军的“卑劣蛮行”,但是驳回了原告的索赔要求,仅在其附言中“期待”有关方考虑战时性暴力受害的悲惨状况及其特殊性等,尽可能予以救济。原告方面随即提出上诉。

后来因为病重,她得以回家住了一段时间。很快又被日兵带到进圭据点。如此反复,前后共三次。她的姐夫已被日军杀害,渐渐地,欺凌她的已不止是木板小队长一人,还有其他好多日本兵。“这时,我又病倒了,头脑里不清楚,说不清楚话。木板小队长看我也没什么用处了,就顺水推舟,要了家里几十块银元,让家里人用毛驴把我驮回去。回到家里,我就怕得睡不着觉,白天也很害怕。最后发病更加厉害,不省人事,到处乱跑,有时候连吃饭都不知道。这样长达好几个月,在姐姐和其他亲人的护理下,到处问医买药,经过半年多的治疗,才有好转。但是在我的一生中,这种病时好时坏,经常复发。”

200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在日本侵华战争性暴力中国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的二审判决中,支持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现已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已丧失为由,驳回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强掳做慰安妇的中国妇女郭喜翠等人的诉讼请求。

大概正是因为这段经历,郭喜翠成为农村中的晚嫁者。她25岁结婚,育有三男二女,丈夫早在十多年前去世。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山西慰安妇的赔偿请求。

恨与痛未曾纾解

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使所有的诉讼都被驳回,但日本法院在判决中曾认定了日军当年对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强掳做慰安妇的中国妇女郭喜翠等人实施的监禁、强奸等行为给她们造成的精神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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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二战时期日军性暴力中国受害者的抗争,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她们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她们用自己的血泪经历呼唤世界和平,她们所做的努力必将载入人类的史册。

1992年张双兵在调查郭喜翠经历时被其二女儿阻止,此事随后就一直悬置,让他心感遗憾。又过了三年,张双兵去河北石家庄市参加一个国际论证会,遇见王洪。王洪说,在1992年盂县西烟镇会面后,郭喜翠就把她的相关材料寄到了她那里。王洪希望张双兵继续关注此事。

让人痛心的是2014年7月,我再次到盂县看望这15位老人时,在世的只有卧床不起、20多天不能吃饭的张先兔,及身体尚可的曹黑毛两人。

最终郭喜翠参加了诉讼团,成为1996年第二批赴日的中国“慰安妇”一员。因为和郭喜翠早已熟识,所以访问非常顺利。“她一开始就愿意聊,没有顾忌,对诉讼非常积极。”张双兵说,郭喜翠性格平和、待人善良,曾多次赴日作证,但在公众场合接受采访的次数不多。受日本律师后援会情绪的影响,郭喜翠一度认为她们会胜诉,待到判决结果出炉后,她感到非常悲伤。

13位老人去世时间

2007年4月27日下午,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本案受害者被侵华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的事实,她们在精神和肉体上蒙受了巨大痛苦,但根据1972年发表的《日中联合声明》,中国人的个人赔偿请求权已被放弃,她们不具有法律上的赔偿请求权。

邢三妮 2006年去世 享年83岁

“她心里还是希望诉讼案能有个圆满结果,对败诉并不甘心。”郭喜翠长子周贵英说。

王改荷 2007年去世,享年97岁

张双兵说,此前曾有不少不愿公开身份的“慰安妇”,看到赴日诉讼热火朝天,曾后悔没有参与。但在官司从东京地方法院一路打到日本最高法院,一天天看不到希望时,那些公开身份的“慰安妇”,也对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表示过怀疑。郭喜翠就是其中之一。

高银娥 2008年1月14日去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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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润梅 2008年1月19日去世,享年83岁

家住盂县西烟镇北村的李秀梅,则是另一种态度。她并不后悔自己站出来讨要历史公道。“为什么他们(日本)错了却不承认呢?”85岁的李秀梅对南都记者说,如果时间重来,她还是会选择诉讼。不过,她显然不愿谈论自己的历史伤疤,问及她被抓为“慰安妇”的经历,她回答说,“年纪大,记不得了”。

刘面换 2012年4月12日去世,享年85岁

2007年的判决之后,一切归于寂静。这些老人从公共视线后退,终于成为渐被遗忘的群体。这些年,很多人相继病逝,很少再引发媒体关注。郭喜翠离世,还是日本共同社率先刊发消息。在南都记者前往李秀梅家之前,也有日本、韩国记者抢先去访问过。

尹玉林 2012年10月13日去世,享年90岁

她们都不再愿提及过往。盂县另一“慰安妇”陈林桃的后人,听到记者想要采访,两次挂断电话,而后不再接听。这些身心布满伤痕的中国女人,终将带着一生未曾纾解的恨与痛告别这个世界。

周喜香 2012年12月21日去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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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喜翠 2013年7月23日去世,享年86岁

万爱花 2013年9月4日去世,享年84岁

陈林桃 2014年1月29日去世,享年93岁

张改香 2014年2月10日去世 享年88岁

李秀梅 2014年4月10日去世,享年86岁

李晓方,1971年生,安徽来安县人,1989年入伍,历任战士、政治指导员、新闻干事、浙江省级机关公务员。曾任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新华社《中国图片报》特约记者;现为哈尔滨社会科学院、湖南文理文院特约研究员,原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曾荣立二等功和三等功各一次。

为了揭露侵华日军的暴行,还原历史,珍爱和平,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自费走上寻访侵华日军各种罪行的受害幸存者调查之路。近20年来,足迹遍及中国20多个省份及日本、韩国,先后寻访到各类受害幸存者800余名。着有大型纪实画册《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世纪呐喊:67位幸存慰安妇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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